王李焱(化名)不久前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績,總分291分。然而今年的A區考研國家線是315分,她報考中央民族大學的法律碩士專業落榜了。在查詢網站上公佈的成績彙總表時,她發現,專業的計劃招生名額是60人,共159人報考,卻只有13人過了國家線。她又查閱了往年的報考情況,發現2013年計劃招生名額是50人,只有9人過國家線。
  從2009年開始,全日制專業碩士(以下簡稱專碩)在研究生結構中的比例不斷擴大,在研究生學位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10%上升到近一半,教育部稱,到2015年將使二者比例達到1:1。
  然而,隨著招生名額年年增多,除了少數名校,報考人數卻沒有相應的增加。以法律碩士為例,過線率低、計劃名額招不滿,最後只好通過調劑來填補空缺的現象,已經在不少高校的專碩招生中出現。
  法律碩士實行國家聯考,全國所有考生都使用同樣的試卷。然而,在研究生招生單位中,只有34所高校擁有自主劃定招生分數線的權力,而且全為985高校;其他高校則被劃分為A區、B區,由國家統一划定分數線。區內考生達到國家線是最基本要求,如果未能通過國家線,就無法參加學校的覆試。過線率低的,往往是這些不具備自主劃線資格的高校。
  一所非211高校的法學院教授將這34所高校比喻為“女神”,其他高校則是“備胎”,其社會認可度和受追捧度都無法與34所相比,在專業碩士這一新興事物上體現尤甚。由於只能根據國家線來招收學生,招到優秀的學生變得越來越難。
  非名校過線率不到十分之一 名校分數線卻年年走高
  李睿(化名)是山西大學法律碩士專業的學生。在她考研的2011年,專業的計劃招生人數是50人,她考上後發現,自己竟然是唯一考過國家線的學生,其餘49個名額都得靠調劑填補。她所在的山西大學法律碩士專業,近幾年的情況一直不容樂觀:計劃招生人數都在30人左右,但每年過國家線的都只有一兩個人。
  蘇州大學2012級法律碩士閆敏(化名)也對覆試印象很深:“我們報考專碩的總共才12個人過線,但專碩計劃招生五六十人。”更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,“我感覺報考的人數還沒招生人數多”。
  同樣,鄭州大學2010級法學碩士李若水(化名)也發現:學校法律碩士的招收人數是40人,然而,很多都是調劑過來的。“主要是報考我們學校專碩的人少”。
  在法學名校西南政法大學,近年來的法碩分數線也呈走低趨勢。這所非211高校今年的法律碩士(法學、非法學)專業的分數線都為315分,僅僅與國家線持平,已經連續兩年接受調劑生源。在學校3月24日發佈的調劑公告中,專業碩士共有100個調劑錄取指標,報考學術型碩士315分以上的考生都有機會調劑,這一要求比去年還降了10分。
  其實,蘇州大學的法學專業一直是學校的傳統優勢學科,從民國便有“法官出朝陽,律師出東吳”之謂;鄭州大學的法學專業也曾是1977級最早一批開設法學專業的四所高校之一,也擁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。在教育部的一級學科整體評估中,蘇州大學和鄭州大學併列第19位,然而,其招生自主權、生源質量都遠遠比不上同一排位的華中科技大學。
  “不同層次的學校,所享受到的資源相差太大了。”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塗艷國說。非名校即便擁有優勢專業,在招生上也越來越處於劣勢;與之相應的是,985高校專碩的招生卻是年年走高。
  就剛剛公佈的各校法律碩士分數線來看,傳統的“四大名校”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中國政法大學的分數線基本上都比國家線高10~25分,最高的高出35分。人大2008級法碩學生李靜記得,當時計劃招100多個人,最後的錄取比例接近1:100。武漢大學2012級法律碩士範磊說,2012年,武大法律碩士共計劃招280人,報考的人數高達三四千人,招考比例超過1:10,覆試分數線也是年年都比國家線高10分左右。範磊所在的班級里總共43人,本科為一本和二本高校的學生占到了70%,他的室友都是從上海交通大學、武漢科技大學等一本高校考進來的。
  在擁有自主劃線權的34所985高校里,法學專業不那麼著名的重慶大學、華中科技大學過去幾年的分數線曾經都低於國家線,但今年,重慶大學分數線上漲了20分,高出國家線5分;華中科技大學的分數線則首次與國家線持平。
  “相對於所謂的專業實力,大家更看重學校的綜合排名。”正在準備法碩考研的武漢工業學院學生王君(化名)說,考生認名牌學校,卻不認非名校里的名牌專業,是普遍現象。
  非名校專業碩士成“備胎”
  在招生需求年年增加,生源質量卻下滑、過線率不佳的現狀下,一些非名校的專業碩士已經逐漸淪為“備胎”,大部分名額都要靠調劑才能錄滿。
  閆敏本科畢業於大同大學,他坦言,“選擇考蘇州大學是因為相對好考,我本科的學校比較差。”像他這樣直接報考蘇州大學的學生,“本科學校大都不怎麼樣,司法考試也沒過,不少都是江蘇一些地方高校畢業的”。雖然在他現在的室友中,也不乏一些本科畢業於山東大學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“好學校”的學生,但他們都是考清華、北師大等名校失利,才調劑過來的。
  與李睿同級的楊祖(化名)就是從學術型碩士調劑過來的學生,“專碩成了學碩的‘備胎’,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。”他說。
  這導致許多學生在法學考研路上都會採取這樣的策略:先報學碩,考不上再調劑讀專碩。事實上,許多學校在學碩完成初試篩選後,慣常的程序也是建議落榜的學生調劑。“在學碩參加完覆試沒被錄取的,老師都會直接打電話問願不願意調劑到專碩。”
  蘇州大學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承認,報考學術型碩士的學生往往是應屆生,而報考專碩的學生中,很多都有過工作經驗,他們抱著來給自己“鍍金”、增加就業砝碼後再回歸社會的想法考研。對於老師來說,顯然更喜歡應屆畢業生,“他們的基礎更好”。
  因此,在專碩生源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,通過調劑來保證生源質量,已經是許多非名校的無奈之舉。
  就業導向使專碩遇冷 培養模式尚不清晰
  對於專碩招生名額的迅速增加,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副教授元軼就感到不太適應。他指出:“兩者的區別,有時候僅僅體現在畢業流程上。”
  元軼認為,目前的導師、培養方案都使專業碩士沒能彰顯出自身的優勢。“我們導師自身也要反思。國內的一名導師往往都指導多名專碩,這本身也影響了教育質量,有些導師直到學生專碩畢業,也未必能夠記得清學生的具體情況”。
  在元軼看來,學生對學碩的追捧既是出於傳統思想的原因,也是出於就業的考慮。“中國人選擇接受教育的思想一直都如此,對所謂實用性的方向總覺得不夠陽春白雪,同時,就業市場的反饋也還不夠明顯。”
  “在人們的觀念里,就是認為學術型的比較好,現在用調劑還可以滿足專碩的招生,要是不能調劑,情況會更糟糕,可能完不成計劃。”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說,“導師的上課習慣、考試習慣、思維定式和對學生的偏好,都是傾向於學術化的。學校也覺得考學碩的學生生源好,這就像人們對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的看法一樣,覺得重點高中學生素質更高。”
  塗艷國也表示,就他接觸的學生來看,學生更多考慮的是就業問題。“因為用人單位看出身,所以學生也會更註重學校的名氣。就算有些985高校的專業不是很好,學生也會更多地考慮這個學校,而有些非名校哪怕有很好的專業,生源也不好。”
  但他仍然認為,究其根本原因,“是因為專碩的設置並沒有更多地考慮辦學規律,還是為瞭解決生源出口的問題。”塗艷國說,儘管從理論上來說,專業碩士的主要生源應該是在職人員,但為了緩解擴招後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而開放全日制的專業碩士學位,導致了目前的現狀。
  他以自己所在的教育學專業舉例:專碩的學制是兩年,要求實踐至少一年,但事實上,上課、實習、畢業論文在一年內完成不太可能,這便使得培養質量大打折扣。同時,全日制的專碩學生其實在找工作上也沒有什麼優勢。“社會需要的是實踐能力強的人,但本科的師範生都不好就業,更何況專碩的很多學生是由於無法就業,從二三本的學校考過來的,培養出來的人遠遠超過了社會需求。”
  “專碩學位的設置和培養還是應該更多的考慮社會需求,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招生。”塗艷國表示,很多普通高校並不具備培養專碩的能力,這樣大規模開放專碩的培養單位,只能進一步敗壞專碩的名聲。
  他也建議,在現有情況下,學生在選擇時不應有太多功利的考慮。“有些好學校的資源有限,對學生的關註也有限,甚至不把學生當回事,這對學生的發展並不是好事。在某些普通一本或二本學校,只招十幾、二十個人,導師帶起來反而會更用心。”而對於教師而言,更重要的是觀念的轉變和培養方式的改革。“很多教師的觀念沒有轉變過來,還習慣以學術型的標準來要求專碩學生。”  (原標題:非名校專業碩士成“備胎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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